第32节(1/2)
教化。所以，臣请陛下考虑轻重缓急。
神宗点头称是。[36]
然而很快，王安石就变得狂躁而亢奋。
变化并不奇怪。熙宁二年九月初四，也就是制置三司条例司成立半年后，青苗法颁布施行。对于改革的第一步，王安石他们当然高度关注。神宗甚至派出两个宦官实地考察，得到的信息是此法大得人心。然而几乎与此同时，批评的意见也排山倒海般地汹涌而来，眼看就要淹没那弱小的青苗。
◎论“三不足”前后与青苗法有关事件一览表年 月 日 事件
熙宁二年 九月 初四 试行青苗法
十一月 十九 司马光与吕惠卿辩论青苗法
熙宁三年 正月 初二 因范镇等言下诏纠正青苗法之偏二十六 张方平因反对青苗法出知陈州
二月 初一 韩琦上书言青苗法之弊
三月 初二 宰相曾公亮、陈升之批评青苗法王安石称病不朝
初三 司马光致函王安石
条例司疏驳韩琦
文彦博批评青苗法
陈留县抵制青苗法
十七 范镇抵制青苗法被罢
二十一 王安石论“三不足”
二十五 孙觉因反青苗法被贬
四月 初八 御史中丞吕公著反青苗法被贬
十九 参知政事赵抃反青苗法被罢
李定颂扬青苗法
二十二 知谏院李常等人反青苗法被贬
史称台谏一空
冰火两重天，岂能不亢奋，不狂躁？
不能说朝廷听到的捷报都是谄媚逢迎的谎言，李定就不像是撒谎的样子。更不能说韩琦他们是恶毒攻击。文彦博说得对：韩琦三朝宰相，难道不比那两个宦官可靠？[37]
因此，可能的事实是，青苗法本身有利有弊，实施情况也有的地方好，有的地方差。李定他们看见了好的，而韩琦他们发现了问题。这时，最重要的就是客观冷静。
王安石却做不到，反而暴跳如雷。某日，监察御史里行程颢奉旨去中书省见他，他一开口便声色俱厉。程颢则不紧不慢地说道：讨论公事，就不能心平气和好好说话？
于是，程颢被打发到地方上去做提刑官。[38]
这可真是人言不足恤。
结果是什么呢？众叛亲离，就连最早将他推荐给皇帝的韩维也离他而去。王安石却不在乎，也不能在乎。因为在他看来，他从事的是利国利民不同凡响的伟大事业，这种道德的崇高感、使命感和优越感，让他斗志昂扬无所畏惧。
道德，是王安石的鸡血针，甚至海洛因。
司马光也一样。实际上，历史给了他机会，环境和条件也比王安石好得多。在他的阵营里，能对差役法一分为二的苏轼已经要算头脑清醒，范纯仁更是客观公正。这时，哪怕他稍微冷静一点，事情也不至于像后来那么糟。
可惜，司马光比王安石还要意气用事和只争朝夕，一门心思沉醉于反攻倒算，凡是王安石主张的他就推翻，凡是王安石废除的他就恢复。至于这样做是否当真利国利民，是否有道理和可操作，全都不管，因为他身上流淌着一心为公的道德血液，眼中饱含着忧国忧民的真诚泪水。
悲剧就这样酿成。
看来，恐怕要对道德唯一和理想至上的文化传统做出深刻反省了。道德当然是必需的，却不是唯一和首要的。真正好的政府还要科学、民主和法治，这些都比清廉重要。政治家就更是必须审时度势，不能因为动机纯正而一意孤行。
同样，之前的“不合作主义”也未必可取。
毫无疑问，不合作本身并没有问题。作为个人，谁都有权利不予合
神宗点头称是。[36]
然而很快，王安石就变得狂躁而亢奋。
变化并不奇怪。熙宁二年九月初四，也就是制置三司条例司成立半年后，青苗法颁布施行。对于改革的第一步，王安石他们当然高度关注。神宗甚至派出两个宦官实地考察，得到的信息是此法大得人心。然而几乎与此同时，批评的意见也排山倒海般地汹涌而来，眼看就要淹没那弱小的青苗。
◎论“三不足”前后与青苗法有关事件一览表年 月 日 事件
熙宁二年 九月 初四 试行青苗法
十一月 十九 司马光与吕惠卿辩论青苗法
熙宁三年 正月 初二 因范镇等言下诏纠正青苗法之偏二十六 张方平因反对青苗法出知陈州
二月 初一 韩琦上书言青苗法之弊
三月 初二 宰相曾公亮、陈升之批评青苗法王安石称病不朝
初三 司马光致函王安石
条例司疏驳韩琦
文彦博批评青苗法
陈留县抵制青苗法
十七 范镇抵制青苗法被罢
二十一 王安石论“三不足”
二十五 孙觉因反青苗法被贬
四月 初八 御史中丞吕公著反青苗法被贬
十九 参知政事赵抃反青苗法被罢
李定颂扬青苗法
二十二 知谏院李常等人反青苗法被贬
史称台谏一空
冰火两重天，岂能不亢奋，不狂躁？
不能说朝廷听到的捷报都是谄媚逢迎的谎言，李定就不像是撒谎的样子。更不能说韩琦他们是恶毒攻击。文彦博说得对：韩琦三朝宰相，难道不比那两个宦官可靠？[37]
因此，可能的事实是，青苗法本身有利有弊，实施情况也有的地方好，有的地方差。李定他们看见了好的，而韩琦他们发现了问题。这时，最重要的就是客观冷静。
王安石却做不到，反而暴跳如雷。某日，监察御史里行程颢奉旨去中书省见他，他一开口便声色俱厉。程颢则不紧不慢地说道：讨论公事，就不能心平气和好好说话？
于是，程颢被打发到地方上去做提刑官。[38]
这可真是人言不足恤。
结果是什么呢？众叛亲离，就连最早将他推荐给皇帝的韩维也离他而去。王安石却不在乎，也不能在乎。因为在他看来，他从事的是利国利民不同凡响的伟大事业，这种道德的崇高感、使命感和优越感，让他斗志昂扬无所畏惧。
道德，是王安石的鸡血针，甚至海洛因。
司马光也一样。实际上，历史给了他机会，环境和条件也比王安石好得多。在他的阵营里，能对差役法一分为二的苏轼已经要算头脑清醒，范纯仁更是客观公正。这时，哪怕他稍微冷静一点，事情也不至于像后来那么糟。
可惜，司马光比王安石还要意气用事和只争朝夕，一门心思沉醉于反攻倒算，凡是王安石主张的他就推翻，凡是王安石废除的他就恢复。至于这样做是否当真利国利民，是否有道理和可操作，全都不管，因为他身上流淌着一心为公的道德血液，眼中饱含着忧国忧民的真诚泪水。
悲剧就这样酿成。
看来，恐怕要对道德唯一和理想至上的文化传统做出深刻反省了。道德当然是必需的，却不是唯一和首要的。真正好的政府还要科学、民主和法治，这些都比清廉重要。政治家就更是必须审时度势，不能因为动机纯正而一意孤行。
同样，之前的“不合作主义”也未必可取。
毫无疑问，不合作本身并没有问题。作为个人，谁都有权利不予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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