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1节(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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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代,信息的大海之中,你其实只能看到进入视野的这一小片儿。这在任何国家都是常理,只不过在中国社会,人们更习惯于这种“手工式”的联结。这是一个大家都在叫喊和跳跃的时代,如果想要从草根地位到达成功高度,你需要喊破嗓子,跳上桌子。

    但我还是修正不了心中那个奇怪的“应该”情结。

    那一天,和一个朋友聊天,屈指数起我们认识的所有文学朋友,大大小小百十来人,没开过文学性的“作品研讨会”的,只有我一个。有一次,一位对我一直很欣赏的文学活动家和我详细谈了给我开研讨会的计划,我不置可否,结果他很生气,觉得我过于“傲慢自大”,从此很少再与我来往。

    我根本不是什么“清高孤介”。作为一个不善于拒绝的人,我也对别人说过很多言不由衷的话,我也请过一位文学奖的评委朋友吃过饭,我也曾画虎不成反类犬地学习过“应酬”,我也曾经很想在圈内获得“成功”,以便能获得各种相关的好处。我只是后来确定,我喜欢“舒服”多过“成功”。

    作为一个读过些中国历史的人,理智上我对“人情社会”的规矩抱有高度的“同情之理解”,但是在感情上,我却无法经常地勉强自己。我是一个羞涩的人,帮我开了专栏的吴玄,我后来在一次文学会议上见到,我居然没好意思对他表达我的感谢之意。归根结底,也许是成长的背景,让我一直固执地以为有一种“应该”,有一种“清洁”。我纠正不了这个“错觉”。

    坚持这种“应该”经常让我与身边的生活产生一点排异。比如虽然“名人荐书”现在已经是再常见不过的现象,我的几本书也都请他人进行过推荐,但我一直觉得推荐应该是一件严肃的事。不止一个朋友请我为其书写推荐语,我读了作品后都极力推卸了,因此得罪了好友,也只好认了。爱惜羽毛、不辜负读者对自己的信任,这一选择似乎不需要经过任何思考。

    不料前些天在网上浏览时,看到一则新书的宣传文章,介绍一本马上要出版的历史类书籍。封面上印着李承鹏等四个人推荐,其中一个赫然是我的名字。更为离奇的是,封底还有“我写的”一段推荐语。而事实上,对这本书,这个作者,甚至这个编辑,都一无所知。

    我致电这家我很熟悉的著名民营出版机构,问是怎么回事。编辑说张老师,那个推荐语是我写的,我忘了征求您同意了!

    我说那赶紧去掉我的名字吧,我不能推荐这本书。编辑很惊讶,说,推荐一本书也不是多大的事儿,张老师您就同意吧,请您推荐,不是说明您在读者心目中有很大影响吗?这是好事啊!我觉得那推荐语写得也不错啊!

    我费了好多口舌之后,编辑才相信我是认真的。她说,封面已经印出来了,如果更改,要损失很多钱。经她请求,出版机构的领导同意给我一笔丰厚的推荐费,以换取我不撤掉推荐。

    我拒不同意。编辑又找到我的一位好友做我的工作,原来编辑是辽宁人,是我好友的同学的侄女。据说好朋友的同学为这事还专门跑了趟沈阳:

    因为小编辑刚刚工作不久,如果让出版社蒙受损失,可能会失去工作。

    这位朋友以前很热心地帮过我的忙。他多次打来电话,劝我想开一点。

    现在推荐一本书,谁还当成多大的事呢?

    但最后,我还是拒绝了朋友的请求,坚持要求出版公司修改了封面。我的处理结果,既得罪了出版公司,又得罪了朋友,还可能使一位小编辑的前途受了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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